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 黃忠天教授

 

 

摘　 要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 本論文以宋代史事派易學為考察對象，並探究此派易學的道家色彩，主要目的在瞭解何以素具儒家積極用世精神的宋代史事易學，在援引經傳、援引史事等等，以參證易學之餘，亦不乏援《老》《莊》等道家之說以釋《易》之例？本文試藉由宋代史事易學傳承的多元面向、宋代史事易學的道家思想、宋代史事易家援道入《易》的得失等三方面，來論述此派易學的道家色彩，除希望從中瞭解宋代史事易學援《老》《莊》等釋《易》的內在因素，也希望上述的研究，能提供日後研究宋代易學與道家關係者，一點棉薄之見，同時間接瞭解唐宋以後儒道兩者的二元補襯現象。（Complementary bipolarity）
 
 
一、前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       在清朝乾隆年間所修纂的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．易類序》中，曾將歷代易學分為兩派六宗」[1]，其中「史事易」蓋為六宗之一。史事易學的特色，主要是援引史事以參證易理，這種方式雖古已有之，不過，就易學史的角度來看，論及開宗立派，不得不推自南宋初年的李光與楊萬里，主要是因為他們開始以史事參證全經，而非如之前的易學家只是偶爾或部分以史證《易》。而且自茲以降，援引史事來參證全經者，遂蔚為風潮，從宋代以降，歷元明清，以迄民國，其間史事易家輩出，中亦不乏許多優秀的史事易學著作[2]。
 
        宋代史事易家較具代表性的有三李一楊，即李光《讀易詳說》[3]、楊萬里《誠齋易傳》[4]、李杞《用易詳解》[5]、李中正《泰軒易傳》[6]，本文即擬就上述四人易學中所呈現的道家色彩為考察對象。宋代史事易學家大多懷著淑世濟民的精神，希望使《易經》成為有用之書，正如李杞於《用易詳解．自序》所說「經學不可以史證，經學必以史證，此吾為書之病也，亦吾為書之意也」，又說：「吾于《易》多證之史，非以隘《易》也，所以見《易》為有用之學也。」由宋代史事易家如此用世精神，加上多以君臣立論、以君子與小人立論，並多援引群經釋《易》等等來看，宋代史事易學基本精神上仍屬於儒家。不過，本文所關切的重點，並不在於上述四人的儒、道屬性，而是希望藉由四家在釋《易》時，所呈現的道家色彩，探索在宋代胡瑗、程頤儒理易學發揚的時代，在史事易家積極發揚用世精神的時代，何以仍呈現不少道家的色彩？其背後所蘊含的意義又為何？以下擬從易學的傳承、釋《易》的方式、易學中的道家思想等幾個面相來觀察。
 

[1]　如其序云：「《易》為書，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。《左傳》所記諸占，蓋猶太卜之遺法。漢儒言象數，去古未遠也。一變而為京、焦、入於禨祥；再變而為陳、邵，務窮造化，《易》遂不切於民用。王弼盡黜象數，說以老莊，一變而胡瑗、程子，始闡明儒理；再變而李光、楊萬里，又參證史事，《易》遂日啟其論端，此兩派六宗，已互相攻駁」（卷一．葉二～葉三），文中隱然已將易學分為兩派六宗。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景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一九八三年）
[2]　此部分可參考拙作《宋代史事易學研究》第九章＜宋代史事學之影響＞頁三七一～四一五。（高雄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，一九九五年）與＜清代史事易學初探＞收錄於《第七屆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（高雄：中山大學清代學術中心，二００二年六月）
[3]　此書自明以來，久無傳本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亦云未見。今《四庫全書》中所收《讀易詳說》，乃從《永樂大典》薈萃成編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云：「原闕＜豫＞、＜隨＞、＜无妄＞、＜睽＞、＜蹇＞、＜中孚＞六卦，及＜晉卦＞六三以下，其＜復＞與＜大畜＞二卦，《永樂大典》本不闕，而所載光解＜復卦＞闕大象及後四爻，＜大畜＞則一字不存。」（卷二．葉十二）惟考諸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所收《讀易詳說》，其中所闕者，除上述六卦外，復有＜大畜＞、＜大壯＞二卦，＜復卦＞大象不闕，與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所載，暨胡玉縉《補正》略有出入，不知《四庫提要》暨胡氏《補正》所據版本為何？
[4]　《誠齋易傳》共二十卷，自《宋志》以降皆然。今存版本有多種，最古者為明嘉靖二十一年尹耕療鶴亭刊本，九行，每行二十字，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。此外，台北故宮博物院則藏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十冊，以及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殿聚珍八冊，為嚴靈峰無求備齋《易經集成》本所從出。另《四庫續修目錄》載有故宮所藏《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》十九卷五冊，明藍格鈔本，為張敬之所校正，惟今台北故宮未載是書，或仍存北京故宮博物院也。
[5]　本書《宋史．藝文志》未著錄，焦竑《經籍志》作《謙齋詳解》，朱彝尊《經義考》作《周易詳解》，亦有謂《謙齋周易詳解》者，此或以竑與彝尊均未見其書，故傳聞訛異，魯魚亥豕，竟誤「用易」為「周易」歟！此書外間久無傳本，今《四庫全書》所著錄，乃自《永樂大典》中散見於各韻者，採掇裒輯而成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云：「僅缺＜豫＞、＜隨＞、＜无妄＞、＜大壯＞、＜睽＞、＜蹇＞、＜中孚＞七卦，及＜晉卦＞後四爻，其餘俱屬完善」，惟考諸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著錄《用易詳解》，其中尚闕＜臨初九＞、＜剝初六＞、＜節初九＞三爻，未知為《提要》漏列，亦或為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抄錄者之疏漏也。原書二十卷，《四庫全書》釐為十六卷，其版本，今可見者，惟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八行二十字，十六卷。
[6]　今所見之版本有二：一為清嘉慶間，阮元進呈日本活字之《佚存叢書》，六冊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，書末有廣川董洪跋，即此版本也。臺灣商務印書館所刊「宛委別藏」，其中《泰軒易傳》，亦據此影印。一為清光緒八年刊《佚存叢書》，嚴靈峰《易經集成》與臺灣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所選《佚存叢書》及《粵雅堂叢書》，均據以影印。上述兩種版本，編排皆同，故可想見光緒八年所刊者，當據嘉慶間阮元所進呈之《佚存叢書》刊刻，惟阮元日本活字本，錯漏訛誤頗多，校勘不精，有經傳之訛誤者，幸光緒八年刊本，率皆改正，後出轉精也，又其後除附有董洪跋外，並附有望天瀑，及南海伍崇曜跋。

 

二、宋代史事易學傳承的多元面向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        宋代史事易家大體皆繼承北宋胡瑗、程頤諸儒，以儒理釋《易》的系統，重義理的闡發，並以具體的人事，解說抽象的易理，惟李中正《泰軒易傳》於解說易理時，頗引漢《易》，並於象數，較為留意耳。所以，近人柯劭忞說：「中正說經參以史事，其學派與李光、楊萬里為近，然捃摭漢易之說尤多」[1]，即使如此，李中正易學取資於程頤者仍多[2]。惟宋代義理派易學倡始者，如胡瑗、程頤等，又多承自王弼、韓康伯等老莊易學而來，如程頤＜與謝湜書＞云：
 
        若欲治《易》先尋繹令熟，只看王弼、胡先生（瑗）、王介甫三家文字，令通貫，餘人易說無取，枉費功，年亦長矣，宜汲汲也。《二程集．伊川先生文集》（卷五）
 
        而《四庫提要》於《童溪易傳》條亦云：弼《易》祖尚玄虛以闡發義理，漢學至是而始變，宋儒掃除古法，實從是萌芽，然胡程祖其義理而歸諸人事，故似淺近而醇實。（卷三．葉三十一）
 
        由上述之文，可知王弼對宋代義理易學影響可謂深遠，雖然代表儒理易學的胡瑗、程頤，欲一掃王弼易學的老莊色彩，改以儒家思想來解說，但我們仍可發現在兩宋易學中，道家思想烙印於易家者，依舊隨處可見，其中最主要因素即在宋代學者易學，基本上是繼承王弼、韓康伯、孔穎達等易學而來。如李光《讀易詳說》於＜未濟．彖＞：「雖不當位，剛柔應也」下注云：韓康伯曰：剛柔失位，其道未濟，故曰：窮也。而程氏謂三陽皆失位，聞之成都隱者。此說本因于康伯，隱者之言，適相契耳，至王輔嗣釋＜履卦＞曰：履不處也。亦謂陽爻皆以不處其位為吉，其說豈不甚妙，奚必它求哉！
 
        此為李光引韓康伯與王弼之說，以釋＜未濟＞剛柔失位之故。再如楊萬里《誠齋易傳》於＜咸．六五＞：「咸其脢」下注云：王弼云：「脢者，心之上，口之下」，其膺膈之閒乎？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志也。
 
        此萬里逕引王《注》，復加以申論發揮也。至於李杞《用易詳解》其取資王弼者尤獨多，如＜屯．九五＞、＜觀．九五＞、＜豐．九三＞均逕引王弼《易注》以解說易理，又取王弼「卦主」之說來闡述＜觀．九五＞：「觀我生，君子无咎」云：五以大觀在上，有中正之德，以為觀之主，故能反求諸己，以自觀其生。因斯民之休戚，以驗其德之厚薄，使吾之所為，誠无媿于君子，則可以无咎矣。
 
        至於李中正《泰軒易傳》於王弼易學，亦多所參考，如於＜坤＞卦辭，注云：乾為馬，坤以柔順變之，則為牝馬，坤為牛，離得坤之正性，則為牝牛，《易》之取象，旁通不拘，王弼曰：義苟在健，何必乾乃為馬，爻苟合順，何必坤乃為牛，即此意也。
 
        此取王弼《周易略例．明象篇》之文而略變其字句，以解說何以＜坤＞無「馬」之象，而卦辭卻有「牝馬」之由，以說明《易經》取象乃旁通而不拘。至於王弼「卦主」之說，亦廣為李中正所援用[3]。另李中正除多所參考王弼易學外，於道家、道教人士之易學亦頗有涉獵，如＜噬嗑．六二＞：「噬膚滅鼻」引麻衣道者[4]注曰：初九之剛在下而六二乘之，故有乘剛之象，自二至四互體艮，麻衣以艮為鼻，理或然也。
 
        此取麻衣道者以艮為鼻之說。再如《泰軒易傳》亦曾參考道士陳摶[5]之說，如＜離＞小序云：
希夷《龍圖傳》曰：乾付正性於坎，坤付正性於離，故坎離在天為日月，在五行為水火，在人為耳目心腎，伏羲先天之《易》，乾南而坤北，離東而坎西，文王後天之《易》，離南而坎北，震東而兌西，此坎離所以代天地之用，而上經所以首乾坤終坎離也。
 
        文中李氏引陳希夷「先天太極圖」，以論先天八卦之方位，復舉「无極圖」，論五行五臟中，水（腎）火（心）之關係，間又引邵雍「後天八卦方位圖」，以論坎離代天地之用。由是觀之，李中正不僅於陳摶《龍圖傳》深有研究外，於宋代圖書象數之學，亦有心得也。此外，李中正《泰軒易傳》於＜震．彖＞曾引范諤昌[6]云：「范諤昌《證墜簡》謂出可以守宗廟社稷句，上脫不喪匕鬯四字，其義或然。」依《東都事略》云：「華山陳摶讀《易》，以象學授種放，放授許堅，堅授范諤昌」，說明范諤昌易學來自道士陳摶，由此可見，李中正與道教易學的關係亦匪淺。
 
        綜合上述之說，宋代史事易家傳承於道家者，大致與宋代義理派各家易學如出一轍，皆繼承王弼、韓康伯以來雜有老莊玄虛色彩的道家易學，即使如胡瑗、程頤等力圖一掃老莊易學，純以儒理解說，然而畢竟一掃難盡，兩宋易學儒道互補思想相雜現象，處處可見，究其原因，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。一是受到唐代以來，王韓《易注》為主的官學系統的影響，一是受到北宋初年以陳摶、邵雍為主的道教易學系統的影響。在這兩大系統交織浸潤下，兩宋易學，鮮少不受其影響者，因而即使極具積極用世精神的史事派易學，亦難以褪盡道家的色彩，其他各家易說則更遑論矣。
 

 

註 
[1]　見東方文化事業委員會編纂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》（台北：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七二年）
[2] 李中正取資程頤者，有逕引其說者，如＜萃＞初六；有私承其意者，如＜師＞六三；有約取其語者，如＜漸＞六二；有參考其例者，如＜師＞六五之史證。以上詳見拙作《宋代史事易學研究》頁三一五～三一八。
[3]　如＜師．九二＞、＜同人．初九＞等卦，均可見其援引王弼《周易略例．明彖篇》所說的「卦主」之論。
[4]　麻衣道者，五代末道士，生平事蹟不可考。舊傳其人為得道真仙，嘗撰《正易心傳》以授陳摶。北宋崇寧間，廬山隱者李潛得其書於廬山一異人，因行於世。此書凡四十二章，每章四句，每句四言，獨標羲皇之畫，推乾、坤之自然，實為象數派托名借以自重之作，朱熹曾撰文以辨其偽，以為戴師愈所偽造，為邵康節、陳希夷之象數派，建立正統依據。今其書尚存。
[5]　陳摶，字圖南，北宋亳州真源人。宋太祖賜號希夷先生，自號扶搖子。五代末、北宋初曾隱居武當山及華山數十年，朝廷履徵而不仕，有華山道士之稱。《宋史》稱其好讀《易》，手不釋卷，其易學體系主要以圖解《易》，其圖有三，一為表示天地之數變化與組合之「龍圖」，一為表示坎離卦象與五行之象之「无極圖」，一為表示八卦之象與陰陽變易度數之「先天太極圖」，是以其易學為圖書派之創始人，而其思想更影響後世甚大，並奠定宋易之基礎。撰有《易龍圖》一卷，今佚。
[6]　范諤昌，北宋建寧府建溪人（今福建崇溪），宋真宗天禧年間，官至毗陵從事。
 

三、宋代史事易學的道家思想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        《易》與老莊有其相通之處，如《漢書．藝文志諸子略序》云：「道家者流，蓋出於史官。歷記成敗、存亡、禍褔、古今之道。然後知秉要執本，清虛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。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合於堯之克攘，《易》之嗛嗛，一謙而四益，此其所長也。」其實《易》與道家相通者，非僅止於謙道也，其他如察兆知幾、防微杜漸的智慧，循環往復的觀念等等，均有相通之處。蓋《周易》之成書，遠在儒、道二家形成之前，道家思想受《易》之影響，自然不可避免，惟道家固有承繼《周易》者，然《易傳》實亦有承自道家者[1]，《易》與老莊既有如此之關係，故易家旁徵道家之說以論《易》，自亦有可以會通者。
援引老莊以論《易》，最早且最著者，當推王弼《易注》，自茲以降，更成為易家普遍的釋《易》方式，觀李光《讀易詳說》，亦頗旁徵老莊以解《易》，如＜履．彖＞：「履，柔履剛也」，李光注云：
        履，人所踐履也。出而應物，則有履踐之迹，君子雖履，畏塗而不犯難者，能以天下之至柔，馳騁乎天下之至剛也，卦有五剛一柔，則以柔為主，六三是也，三以一柔而乘二剛，故曰柔履剛也。
以上為李光借《老子》第四十三章「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」，但易「堅」字為「剛」字耳。又如＜謙．彖＞：「謙亨，天道下濟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，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」，李光亦引《老子》注云：
天地鬼神无不以謙為貴，老子曰：「天之道其猶張弓乎！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」，又曰：「江海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也。」又曰：「夫帷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」天地且然，況于人乎！況于鬼神乎！
        在上述＜謙卦．彖＞中，李光連引《老子》第七十七、六十六章，並合第八章、第六十六章之文[2]，以解說天地鬼神莫不以謙為貴也，人道法天，自當惡盈而好謙，如此方得謙亨之道。除了援引《老子》以釋《易》外，李光亦略引《莊子》，惟其例較少，如＜小畜．上九＞：「既雨既處，尚德載」，李光注云：
        夫以一陰柔而畜群剛，非力能制之也，所尚者德也，莊子曰：「福輕于羽，莫之知載」，君子之載德，猶舟車之載物也，積而載之，則德愈盛矣。
        此為李光援引《莊子．人間世》之文，以申論積載德性的重要。又如＜未濟＞上九：「有孚于飲酒，无咎，濡其首，有孚失是。」李光亦注云：
        雖然君子當未濟之時，安時處順，可也，沉湎荒淫而不知止，則失其有孚之道矣。
        其中援引了《莊子．養生主》「安時處順」一語，乃莊子處世哲學的極則。由上述諸論，吾人可見李光之喜引道家《老》、《莊》，尤其是《老子》以說《易》，足見李光取道之原蓋廣，非深涉道家之學，焉能熟諳之！
        宋代史事易家，其援引老莊以說《易》者，當推李光、李杞二人。考李光旁徵老莊者，但借其語以申說易道耳，其思想本質，大抵仍以儒家為本也。至於李杞援引老莊之處，較諸李光實有過之，在《用易詳解》一書中引老子者，如＜乾．彖＞、＜坤．彖＞、＜蒙．六五＞、＜謙．象＞、＜否．六二＞、＜履．九五＞、＜恆．上六＞、＜艮．六五＞等等；引莊子者，如＜乾．文言＞、＜履．彖＞、＜同人．彖＞、＜臨．六五＞、＜頤．六四＞、＜升．九三＞、＜艮．六四＞、＜巽．彖＞、＜繫辭上傳＞第八章等等，李杞除借其語以申說易理外，復有以老莊會通儒學者（其說詳後），試舉其援引《老》、《莊》之例以說之。如＜蒙．六五＞：「童蒙吉」，李杞注云：
        童蒙者，即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謂也。老子曰：能兒子乎？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，和之至也。此吾一性本然之初，蒙之妙者也。古之聖人以蒙養正，遺耳目、墮肢體、聰明睿智，而守之以愚，故一性之中，湛靜純一，不累于物，而自得童蒙之妙，順而不逆，巽而不忤，所謂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，非六五之吉，何足以當之！
在本文中，李杞以「不失其赤子之心」喩六五童蒙之義，復舉《老子》「能嬰兒乎」（第十章），「終日號而不嗄」（第五十五章）與《莊子．大宗師》「遺其耳目」、「墮枝體、黜聰明」，說明六五「以蒙養正」、大智若愚之妙。誠得道家清靜之旨矣！惟觀＜蒙＞卦之旨，端在啟發蒙昧，由初六之「發蒙」，至上九之「擊蒙」，所言無非啟蒙之事，而以「困蒙」為吝也。今李杞以「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」訓之，恐未必合於六五以柔中之德，任九二剛明之才，以治天下蒙昧之意也。
        惟以玄旨解＜蒙．六五＞之義，亦非李杞所獨擅，王弼注云：「以夫陰質居於尊位，不自任察而委於二，付物以能，不勞聰明，功斯克矣」，已啟後世以玄理解《易》之端也。至於李杞借老莊之語以申明《易》旨者，每每可見，如＜謙．象＞：「君子以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」，李杞云：「故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益之」，＜恒．上六＞：「振恒凶」，李杞云：「老子曰：不知恒，妄作凶。」此皆脫胎自老氏者也。＜臨．六五＞：「知臨」，李杞云：「莊子曰：大智閑閑，夫智而閑閑，且无所事，則其為智，亦大矣！」＜巽．彖＞：「重巽以申命」，李杞注云：「莊子曰：形莫若就，心莫若和，惟就與和，其巽入之謂乎？」凡此亦本諸莊生以解說易理也。
        較諸李光、李杞二人，李中正援引《老》、《莊》道家典籍則甚少，其引《老子》者約有五處，惟多借其語以講明易理耳，如＜渙．上九＞：「渙其血去逖出」，李氏注云：「功成身退，天之道也，上九處一卦之上，功成而不知退，則傷之者至矣！」文中但見老子之言，以述功成身退之道。其引《莊子》者，惟見於＜艮．彖＞之注，且為批莊之語，謂莊子寧曳尾於塗中，是知止而不知時也，由是觀之，中正之學蓋純然為儒家之學，其為人也，亦可謂之醇儒也。
        夫易道為吾國哲學之源，遠在儒、道形成之前，即有之，故儒、道二家思想，頗有與易道相合者，此無足怪也。宋代史事易家在釋《易》時，雖借老莊之語來解說，間或會通易學與儒、道的關係，惟其精神基調，仍屬儒家，尤其李杞以「用易」名編，欲「見聖人之經為萬世有用之學」，自非清靜無為為宗旨的道家者流，是其雖偶涉老莊玄虛之談，終無礙為一介儒生，非可視為道家之易也。
 
註
[1]　此一部分可參考戴君仁《談易》一書，其中＜易傳與道家＞一文，頁二三～三十。（台北：開明書店，一九八０年）或陳鼓應《道家易學建構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二００三年）
[2]　按《老子》第八章云：「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」第六十六章云：「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」李光於援引時，恐憑其記憶所及，未核對《老子》原文，故所述者，與今本略有出入。

 

四、宋代史事易家援道入《易》的得失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        旁徵老莊以說《易》，成為歷代易家釋《易》的尋常方式，非獨為宋代史事易家所專擅，其主要原因乃因易道形成遠在先秦諸子百家之前，故各家思想或多或少，均有與易道相通者，故援諸子之說以入《易》，本無不可。不過，倘欲從事會通之務，則恐因各家本體思想的不同，而有扞格不通之處，且以宋代史事易家引老莊最夥的李杞來說，其《用易詳解》的易學思想，基本上亦仍不脫儒家的本質，試舉一例觀之，如＜頤．初九＞：「舍爾靈龜，觀我朶頤，凶。」李杞注云：夫仁義之飽，孰與膏梁之味，口腹之害，孰如心志之害，君子于此，權其輕重，則伯夷叔齊，寧飢而死，而義不食周人之粟，苟不能權，而差之亳釐，則樂正子之從子敖，未免有餔餟之羞，視齊人墦間之乞何異？其所求于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，其極必至于此哉！簞食豆羹，見于色，飲食之人，則人皆賤之，尚何足貴哉！
 
        其中論伯夷叔齊之事，謂其「寧飢而死而義不食周人之粟」，此一批評乃承襲孔孟以來，儒家對伯夷叔齊的正面肯定，如《論語．述而篇》云：「古之賢人也。」又云：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！」＜季氏篇＞亦云：「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」《孟子．萬章篇》云：「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」又云：「伯夷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，治則進，亂則退，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」儒家的批評亦代表了傳統的批評，惟道家則反是，如《莊子．大宗師》云：「若伯夷叔齊……是役人之役、適人之適，而不自適其適者也。」＜駢拇篇＞云：「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，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，二人者所死不同，其於殘生傷性，均也。」＜盜跖篇＞亦云：「世之所謂賢士，莫若伯夷叔齊。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，骨肉不葬。……皆離名輕死，不念本養壽命者也。」由儒、道二家的比較可以看出，儒家推伯夷叔齊乃優入聖域，道家則將其比之於盜跖，乃死於名利之徒。二家的區別，可判若雲壤。因此從＜頤．初九＞論伯夷叔齊之事，可以確知李杞其本質仍為儒家。
 
        李杞學貫經史百家之說，故說《易》亦間引老莊，其借老莊之語，以申說易道者，尚無大礙，惟若干企圖會通儒道者，恐有可議之處。如＜乾卦．彖曰＞：「大哉乾元，萬物資始乃統天」，李杞注云：大哉乾云，言乾之大，以有元而已。元者，一之理，而一猶未形也，自元而為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，萬物並作，皆取資于一元以為始，老子所謂无名天地之始是也。
 
        按：李杞以「元」擬之為老子的「道」，《老子》云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（四十二章）故李杞亦謂「自元而為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。又如＜坤．彖＞：「至哉坤元，萬物資生、乃順承天。」李杞復云：
 
        乾坤皆有元，元者造化之根本，所以統天下之萬有而包括之者也。然在坤曰至哉，在乾曰大哉，大哉者不可以限量求，而至則有所底止矣！老子曰：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，无名者，乾元是也。乾元為萬物所資始，然不得乎坤，則物无自而生，故坤合乎乾，而萬物資生，是坤萬物之母也。乾以其大，故能統天。坤以其至，故順承天而已！順承者，即後順得主之謂也，此坤所以為乾之配也。
 
        上文中李杞以「无名」比之「乾元」，而為天地之始，以「坤元」為「有名」，而為萬物之母，欲圖會通《易》、《老》，殊不知兩者體系不一，旨趣亦異，原未可混而說之，蓋依老氏之言，「無」與「有」雖非對立，亦非矛盾，然其顯示出形上之道，向下落實而產生天地萬物的活動過程，故「有」與「無」，仍有先後次序及層次的不同，故《老子》四十章云：「天地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。由於「有」與「無」乃說明天地萬物由形上至具象的過程，並未可擬之為天地，是以李杞將「无名」擬之為「乾元」，「有名」擬之為「坤元」，恐既不合老氏之旨，亦與＜繫辭＞所云：「太極生兩儀」、「乾坤其易之縕邪！乾坤成列，而易立乎其中矣！乾坤毀，則无以見易」之說相違，蓋乾坤乃平等對待，無先後本末之分，而同為易之門戶，李杞云：「无名者乾元」，又云；「坤所以為乾之配，欲援《老》以說《易》，於思想上誠有扞格。故《四庫提要》云：（《用易詳解》）其中不可訓者，惟在於多引老莊之文，如＜蒙＞之初六，則引《老子》終日嗥而不嗄云云，以為童蒙之義，＜履＞之彖，則引《莊子》虎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云云，以為履虎尾之義。夫老莊之書，其言雖似近《易》，而其強弱攻取之機，形就心和之論，與《易》之无方无體而定之以中正仁義者，指歸實判然各殊，自葉夢得巖下放言，稱《易》之精蘊，盡在《莊》《列》，程大昌遂著為《易老通言》，杞作是編，復引而伸之，是則王弼輩掃除漢學流弊無窮之明驗矣！」觀李杞此書，其援引老莊之弊，誠有如《提要》之所言者。惟不僅李杞，宋代史事家援引老莊者，其實皆僅佔其釋《易》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其會通儒道者雖容有可議之處，惟其借道家之語以申說易理，大體無礙也，論其思想本質，則仍歸於中道，自非葉夢得、程大昌之流，廣肆《易》、《老》、《莊》、《列》的會通，此亦不可不辨者。
 

 

五、結語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
        不同於漢代以象數為主的易學，宋代易學的發展是著重義理的闡發，就宋代義理易學言，雖以儒理易學為大宗，然而無論是儒理易或史事易，乃至於衍生的各種易學流派，或多或少都與道家或道教產生若干連繫，這其中主要受到兩大系統的影響，一為王弼、韓康伯《易注》為主的官學系統，一為北宋初年以陳摶、邵雍為主的道教易學系統，以致宋代史事易學雖以儒家思想為基調，以用世精神為關懷，仍不免受其影響。在宋代史事易家三李一楊當中，除楊萬里鮮少援引道家思想與《老》《莊》二書外，餘李光、李杞、李中正三人易傳，則不乏援引之例，其中尤以李杞《用易詳解》所引為夥。其原因除上述兩大系統的影響外，另《周易》成書本在儒、道二家之前，道家思想受其影響，自然不可避免，兩者固足以相發。因此，即便是以儒家為基調的宋代，史事易家其旁徵道家之說，從中亦得以理解。由宋代史事易學援引道家如此，吾人亦可想見宋代易學與道家，關係確實匪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