蒙文通先生是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。1894年生於四川鹽亭縣一儒學世家，1968年逝世于成都，享年74歲。先生自幼好學，1911年入四川存古學堂，師事于清末國學大師廖季平與劉師培。先生學習勤奮，刻苦鑽研，1915年即撰《孔氏古文說》分辯舊史與儒家六經之別，深受廖氏嘉賞，即收刊于《國學薈編》之中，時年二十。1923年，先生已在中學執教數年，但為精進學業，複輟教而赴南京，就學于近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，修習唯實法相之學，並推治經之法以治佛典，撰有《中國禪學考》、《唯實新羅學》，頗得歐陽推重，皆刊發於《內學》。先生平生精進不己，不斷拓寬研究天地，終於成為博通經史、諸子，旁及佛道二藏、宋明理學的一代大師。正如龔謹述先生所評價的那樣：“先生天資聰穎，功力深厚，又得明師指點，故學術方面寬廣，自經學入，進而史學，而宋明理學、先秦諸子、釋道二藏，而古民族、古水地，博綜群籍，著述甚豐，考辯抉微，創獲頗多，並世學者，罕其倫比。”(1)
 
        1946年之際，先生所撰《儒學五論》結集，遂將研究的重點轉向道家。又因治道家言而詳閱《道藏》，潛心梳理千百年來道教流變發展之軌跡。先後完成《楊朱學派考》、《略論黃老學》、《晚周仙道分三派考》、《道教史瑣談》、《校理老子成玄英疏敘錄》、《坐忘論考》、《陳碧虛與陳摶學派》等著述，分判先秦道家為南北二宗，揭示晉唐重玄派思想之精妙及其與佛學中觀派、天臺宗的關係，直探陳摶學派之心法，披露唐宋金元道教思想之異同，其精微深刻，至今令學界嘆服。
 
        從九十年代以來，蒙默教授將先生生前的著述一一精心整理，分門別類，編結蒙文通文集六卷，交付四川巴蜀書社出版；又編《老子徵文》，由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出版。這樣一來，我們得以拜讀先生的宏幅巨著，領略他在如此廣闊的學朮領域中博大精深的理論成果。這裏，僅就先生在道家研究領域的成就做一探討，以求教于學界先輩與同仁。
 
       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一些國學大師即開始關注對先秦道家的研究。如嚴複將重點放在對道家的思想觀念分折上，依他推測，莊周就是《孟子》一書中所批評的楊朱。他的根據是，莊周與楊朱都主張為我，其所處的時代接近;再從語言文字上看，莊與楊為疊韻，周與朱為雙聲，所以莊周與楊朱可能就是一個人。把莊周與楊朱看成一個人，不僅是嚴複的看法，蔡元培也持此見。此外，章太炎對《老子》及其哲學思想的評述，莊子與老子及其儒家學說的異同，分析頗精;王國維對《老子》一書的考證、列子思想與老子的關係，論之甚詳;胡適在其劃吋代的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中，更把老子作為中國哲學史上的第一位哲學家放在孔子之前，從而引起了當時的學術界對道家思想的廣泛關注。甚至佛學大師熊十力在其建構新唯論思想體系之際，亦融入了道家哲學的思想資料。正如熊十力先生在其傳世大作《新唯識論》中所說：“《新唯識論》雖從印土嬗變出來，而思想根柢實乃源于《大易》，旁及柱下、漆園，下迄宋明鉅子，亦皆有所融攝。”(2) “讀本書者，若於佛家大乘學及此土三玄《大易》、《老》、《莊》並魏晉宋明諸子，未得其要，則不能知本書之所根據與其所包含及融會貫通處。”(3)這是當時社會思想界的一個重要特徵。
 
        先生亦首先從探究先秦道家入手，他廣征博引先秦兩漢諸子百家之言，非常詳盡地分折了莊周、楊朱等學派的淵源、流變及思想特徵。其《楊朱學派考》中指出，《孟子》所稱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天下之言，不歸楊則歸墨。而楊氏之言不多見，但以“為我”之旨考之，則其後學亦可尋究。故先生徵引《呂氏春秋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齊策》、《韓非子》、《韓詩外傳》、司馬談《六家要旨》、《慎子》、《尹文子》、劉向《別錄》、《史記》、《鹽鐵論》、《群書治要》、《漢書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屍子》、《列子》等典籍，層層剖折，直探蘊底。
 
        所謂“為我”，是孟子用以評判楊朱的至要，他說：“楊子取為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。”圍繞這個重點，先生首先將先秦時期主張其說的思想一一梳理，如《莊子》書中“重生而輕利”的詹何，《呂氏春秋》中宣稱“全生為上，虧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生為下”的子華子，因性任物、變化應求的田駢、慎到，《荀子》中所批判的縱情性的它囂、魏牟，忍情性的陳仲、史鰍等，他們皆主為我重生，“由尊生全性之說，進而為畢其數，終其壽，全其天，與長生長視之說為鄰也。《呂氏春秋•重己》說:世之人主貴人，無賢不肖，莫不欲長生久視，而日逆其死，欲之何益。凡生之長也，順之也，使生不順者，欲也。故聖人必先適欲……所以養性也。”這樣不僅證實了先秦確有宣導為我重生的楊朱一派，同時還指明了該派思想與老子的淵源關係。
 
        然而，由於儒家學派對道家的固有偏見，他們攻擊楊朱學派拋棄仁義而危害人心。此中冤情，千古莫辯。先生引眾多經典，說明楊朱、子華子輩重生而亦貴義，其結論十分精闢：蓋仁義為三古以來之教，楊、墨、孟、荀、公孫龍、告子之徒皆歸本于仁義，而義各不同。故孟子必辭而辟之，蓋以其近似足以亂真也。《莊子‧駢拇》言：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。《在宥》又曰：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。故曰，仁義三古之教也。子華子之重生而貴義，實為楊朱之徒，而非莊、老之徒也。楊言尊生、言仁義，莊皆反之，此其不同之彰彰歟！則《呂 ‧適音各篇，固本之子華、楊朱者也；凡《本生、《重己》、《貴生》諸篇，殆皆取之楊朱、子華之說也。孟子言楊朱、墨翟之言盈天下，又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，楊氏之言後乃少所概見，得詹何、子華之說而附益之，而後此宗之學若可尋也。
 
        依先生所分析，因思想傾向、地域位置的差別，先秦道家可分為南北兩派。以楊朱為代表的為我重生派人物，多屬齊魯之人，故可稱之為北方道家。這就是戰國時期的稷下黃老派。黃老一派尤重清虛之學，當取自於《列子》、《關尹子》，則黃老之道實以列子為前驅。他說：由馬《記》、劉《略》言之，尹文、宋鈃、田駢、慎到、接子、環淵，皆本于黃老、遊稷下。” 楊朱之學，逮乎田、慎，義益邃而用益宏。黃老即由此出，且以鄰於法。”列子先于楊朱，則楊氏之學，源於列禦寇，而下開黃老。如此精微的分析，至今仍被學人奉為經典至言。正是基於對楊朱學派的全面瞭解，先生進一步詳辯莊子學派的流變與思想特徵。首先他指出《莊子》一書間雜著許多其他學派的著述，並非純為莊子學派之作。他說：《莊子》一書，抵牾者多。校書者不能辨而誤入莊書者每有之。”如《盜蹠、《讓王》諸篇主縱情性、求長生之說，當為楊朱一泒之書；《駢拇》、《馬蹄》、《胠篋》、《在宥》諸篇，當屬魏牟一派；而《天地》、《天道、《天運》諸篇，于陳仲一派為近。至《刻意》、《繕性》、《至樂》諸篇，又鄙乎長生之為，而意又不同。以《天下》篇言之，此正莊周之言，而異乎楊朱者也。若《達生》、《山林》諸篇，皆以生為貴，不訾孔子，而實于孔為遠；視《天道》諸篇，雖訾孔而實于孔為近者又殊。《天道》諸篇皆陳仁義之本，故于旨為尤高。而《達生》諸篇，則置仁義於不論也。則《莊子》一編，固道家者流一大叢書。各家異義，皆略可於其間推而知也。至田駢、慎到之流，亦源于楊朱之說，一變而為黃老之朮。崔東壁謂黃老即楊朱一派，義近之也。俟於後篇論之。蓋田駢之流，亦詹何、魏牟全生養年之道，而亦楊朱之徒也。此固北方之學也。田駢、接予之屬皆齊人，說與《老》、《莊》大同，故《漢志》並系之道家，而道家要以北人為多。苟以仁義之說衡之，北方之道家楊朱之徒，不廢仁義，斯為正宗。而莊周南方之學，翻為支派也。
 
        就思想的特徵而言，莊子、老子一派重虛無，尚自然，菲薄仁義如糞土。這亦是他們與楊朱學流最大的區別。對此兩派的思想價值，先生的評價是褒楊貶莊，他說：莊學之派，未足擬其深廣也。以靜因之說論之，啟漢代之治者固別有在。若莊子者，則啟魏晉之亂者也。斯其明效，區以別也。田、慎以清虛無多、名正法備，為黃老之正宗。老、莊貴虛無，申、韓任法術，皆得黃老之一偏而廢其全，誠所謂道術為天下裂。田、慎、楊朱皆本之仁義，申、韓、老、莊皆菲薄仁義。極端之論張，黃老裂為道法，而全體大用不得備。……自晉以下，《莊》書顯而田、慎之書皆佚，言道德者徒曰老、莊。《老》書猶羼北方之論，存其大較。《莊》書則以庶孽而當塚嗣，則又後師不察之罪也。然莊氏之書，濁世之士讀之，亦足以自好者，又未可以遂廢之也。”(4)
 
        在《略論黃老學》中，先生進一步總結說：總的來說，北方道家不反對仁義，南方道家反對仁義，在這一根本差別下，就處處都有殊異了。近世學者或不免雜引老莊之說以解尹、宋、田、慎之說，甚至說《禮運》一篇本之道家，都是由於學派統緒不明之故。” (5)
 
        概括而言，先生通過對大量文獻的系統分析，不僅明確了楊朱與莊周並非同人而異名，並“以陽生貴生為淮則，考論詹何、子華、它囂、魏牟、陳仲、史鰍、田駢、慎到等輩皆承楊朱學派;先生遂以先秦道家當分南北二派:北派源出楊朱，主靜因之道而不反對仁義;南派以莊周為宗，主虛無為本而而對仁義；漢世所謂黃老，概當為楊朱者流而于莊周無與。”(6)
 

 

注 釋：
 

(1、6)見《蒙文通先生學略》，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9月版蒙文通遺著《老子徵文》第9，12頁。
(2)見熊十力《十力語要》第658頁，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版。

(3) 見熊十力《新唯識論》第245頁，中華書局1985年版。
(4) 見蒙文通文集第一卷第244----267頁，巴蜀書社1987年7月版。(5) 見蒙文通文集第一卷第271頁。
 

 
論蒙文通先生在道家研究領域中的貢獻(二)
 
        蒙文通先生在道家研究領域中涉及的面頗廣，其中的貢獻之一是關于道家重玄學的研究。依史家所言，自西漢武帝采儒生董仲舒罷黜百家、獨尊儒朮的建議而為國策之後，道家即逐漸消失在中國思想的領域，似乎道家一派如同墨家一樣完全退隱而無人問津。然而，先生在對《道藏》中收載的幾十部有關《老子》、《莊子》的諸家注疏中，卻發現一個長期未揭的重大秘密，即自晉唐以來在道教中在始終存在著一個探究老莊奧旨的思想流派，即後來被學界中人一致認同的重玄派。
 
        他在《道教史瑣談》說：晚周以來之道家，雖不必為道教，然自魏、晉而後，《老、《莊諸書入道教，後之道教徒莫不宗之，而為道教哲學精義之所在，又安可舍老、莊而言道教。顧道教在中國已近二千年，注《老》、《莊》亦蜂起  集，一如歷代儒家之宗仲尼而注五經，其間旨義之同異不可勝究，而言道教史者每混然不分，未能表見各宗各家之面目。” (1)
 
        所謂重玄，亦稱又玄。源出《老子》第一章所曰：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。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竅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”晉代道書中開始用這個概念來闡發《老子》哲學，南北朝以來，道士闡發老莊之學多以重玄為宗。至隋唐之際，重玄學達到極盛。並吸取魏晉玄學和佛教義理，從而構建了富有思辨色彩的道教哲學。
 
        在探討重玄學派的歷史、考察其思想沿革與演變之際，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必須正本清源，搞清楚是誰最先以重玄思想去注解老子。對於這個問題，從唐初以來即有二種，一種說法出自成玄英，另一種則出自五代的杜光庭。此兩人皆致力於闡發重玄的思想，但追溯其理論淵源猶自不同，可見這個問題由來已久。
 
        成玄英將重玄的宗源追溯到東晉的孫登，他說：古今注疏，玄情各別。而嚴均平《旨歸》，以玄虛為宗；顧征君《堂誥》，以無為為宗；孟智周、臧玄靜以道德為宗，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為宗，晉世孫登雲托重玄以寄宗。雖複眾家不同，今以孫氏為正。(2)這是一種觀點。
 
        據杜光庭《道德真經廣聖義》卷五所言：以重玄注老始于魏隱士孫登。此後“梁朝道士孟智周、臧玄靜，陳道士諸柔，隋朝道士劉進喜，唐朝道士成玄英、蔡子晃、黃玄賾、李榮、車玄弼、張惠超、黎元興，皆明重玄之道。”(3)
 
        長期以來，學術界中不少人都忽略了成說，而依杜說，認為最早嘗試以重玄解注老子者應是魏隱士孫登或魏晉孫登。並謂日本學者砂山稔、麥穀邦夫等，稱南北朝以來道教中以重玄為宗的一派為重玄派。(4)
 
        然而，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己非常詳盡地批駁了杜說之謬誤，而主成玄英之說。他說：杜光庭記晉、唐注老者六十余家，總為六宗，謂孫登以重玄為宗，宗旨之中，孫氏為妙。杜以孫登為魏人，殆疑與嵇、阮同時居蘇門之孫登，此為大謬。注老之孫登乃東晉人，見《經典釋文序錄》，即孫盛之侄，少善名理，重玄一宗始于孫登，殆即答孫盛之難。(5)孫盛為孫統之從弟，而登則統之子也，是知重玄之說，實由有欲俱出妙門，同謂之玄之難詰而啟之也。此《疑問反訊》之作，翻有以暢道家之精旨。(6)
 
        這是先生在梳理重玄派學術淵源上的一大貢獻，其理論上的價值正如盧國龍先生所評價的那樣：在現代學者中，蒙文通先生最先辨明杜光庭的錯誤，他在《校理老子成玄英疏敘錄》中說：杜以孫登為隱士字公和，魏明文二帝時人，此涉與嵇、阮同時前一孫登而至誤者也。有一條簡單的理由支持蒙文通先生的這一判斷：歷史上解注老子》的孫登只有一人，而此人只能是晉代孫登。成玄英提晉代孫登則不提魏代孫登，杜光庭反之，提魏代孫登則不提晉代孫登，由此可見解注《老子》的孫登只有一人。而隱士孫登，未曾注老子，如晉書》只說他好易，隋唐諸史志也都未曾著錄他有《老子注》，說隱士孫登解注《老子》，只是杜光庭一家的說法，前面沒有根據，後面不見蹤，所以不可信，只是杜光庭的一時失察。(7)
 
        為了詳盡地瞭解晉唐重玄派的面貌，先生幾乎翻閱《正統道藏》、《萬曆續道藏》、敦煌遺經及大量的有關經籍。針對明清以來大量道家經籍尤其是許多老、莊注疏本的散佚，先生發現了一批學人以為己經失傳的漢唐兩宋時期的道經，孤心釣沉，竭精校勘，先後輯校成玄英《老子義疏》、李榮《老子注》、嚴君平《道德經指歸佚文》，校正河上公《老子注》、王弼《老子注》、《晉唐間老子古注四十家》、陳景元《老》、《莊》二注、王安石《老子注》、《道書輯校十種》。這些著作的結集問世，不僅使得這批珍貴的道經重見天日，亦為當代學界探討重玄學提供了可靠的史料。今天當我們拜讀到先生精心整理的這些書籍時，內心總是充滿著深切的敬仰與懷念。
 
        正是基於對大量原始史料的詳盡佔有與深刻的分析，先生對道家重玄學的思想淵源、理論特徵及歷史地位進行了深入精微的探究。從整體上看，重玄學的要旨在於不言白日飛升，曉明長生之非形軀，而以重玄為常道，以三一為旨歸。誠如先生所指：西華疏中，每言三一，知此一宗，以重玄為道，以三一為歸。成疏希、夷、微舉臧公三一解雲：夫言希、夷、微者，所謂精、神、氣也。精者，盡智之名；神者，不測之用；氣者，形相之目。總此三法，為一聖人。不見是精，不聞是神，不得是氣。即不見、不聞、不得，即應雲無色、無聲、無形，何為乃言希、夷、微耶！明至道雖言無色，不遂絕無，若無絕者，遂同太虛，即成斷見。今明不色而色，不聲而聲，不形而形，故雲希、夷、微也，所謂三一者是也。(8)這種以不生不死之論言長生的宗教修持觀，就是要改變漢代以來傳統道教執著肉體飛升的理念，主張運用空無的世界觀看透一切，遣除一切，以精神上擺脫一切思想執著與塵世生活的煩惱，超脫現實，追求精神領域的升玄。
 
        需要說明的是，道家重玄學的產生與形成，即是道士們因時宜變、專注探求老莊精義的必然，亦是他們善於吸收佛學思想的結果。從東晉至唐代的三百多年期間，佛教的大乘般若、涅般、中觀等理論早己弘傳中土，其佛學學者也多有融攝和溝通道、玄，道教重玄思想又與般若學有所近似，這便促進了佛、道的相互混融與演變。如佛學大師支遁、僧肇等攝取重玄之道及采藥服餌之術，以為成佛之徑；道教學者孟法師、臧玄靜等不言形體煉養而求精神解脫的長生久視之道，從而形成了一種佛道混融的社會宗教思潮。
 
        對於這種影響甚大的思想文化傾向，先生洞察如明鑒之清澈。他說：羅什、圖澄皆注老子，其信否未可知，而惠琳、惠觀、惠嚴皆有老子注，陸敘稱為宋世沙門，則釋氏注老，先有其事，故老家亦沿而用釋，觀、嚴二師，又皆什公弟子，自裴處恩、梁武弟子、大小二孟以來，皆以四句百非為說，以暢重玄、三一之義，接踵釋氏，隋唐道士劉進喜、蔡子晃之屬，亦其流也。成公之疏，不舍仙家之術，再參釋氏之文，上承臧、孟，近接車、蔡，重玄一宗，於是極盛，萃六代之英菁，而垂三唐之楷則者也。(9)即把圍繞重玄學的形成之際佛、道兩家互相吸取、互相融合的歷史軌跡揭示得一清二楚。
 
        他將佛、道兩家之學互相參証，披露出重玄學中佛學思想的影響所及。他說：杜光庭稱明重玄之道十一家，有唐初道士成玄英、李榮。成玄英有莊子疏，今存；又有老子疏，今佚；李注老子，亦僅存道經一卷。余從唐、宋注家所引成、李之說裒輯之，合之敦煌殘卷，成、李二家已亡之籍，於今幸有完書。成疏雲：有欲之人，惟滯於有，無欲之人，又滯於無，故說一玄以遣雙執……此則遣之又遣，故曰玄之又玄。李注雲：定名曰玄，借玄以遣有無，有無既遣……故曰又玄。初不解孫登重玄為何義，及既讀成、李之書，然後知孫登立論之旨。此誠足破安國之反訊而再振玄風，然己高出王、何之上。百非雙遣二邊而取中道，則已顯為釋氏中觀之旨也。正始清談，東晉而下，湮滅不聞，然道家則依然盛行，及觀二孫論後，乃知重玄宗出，清談遂微，宜矣。而道家亦遂與佛氏三論宗有合流之概。鳩摩羅什為般若一家大師，亦注老子，其弟子慧觀、慧嚴亦皆有注。羅什注損之又損雲：惡者非也，善者是也，既損其非，又損其是，故曰損之又損，是非俱忘。般若之學入於道教而義益圓滿，遂冠絕群倫矣。(10)
 
        如此詳盡的分析，對道家重玄學的來龍去脈交待得一清二楚，其佛道主客、內外各種因素均置於適當位置，使人深感條理明晰而肯切，這當是先生一貫的學風。近年來，重玄學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，這是一個極好的現象。當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發表之際，我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先生學術成就的精深博大，並追隨著他留下的思想路徑，一步步的去探究那未知的學術領域。
 

注 釋：
 
(1) 見蒙文通文集第一卷第317頁。

(2)見敦煌卷子P．2353號成玄英《老子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》。
(3)見道藏第14冊第340頁。

(4)見任繼愈主編《中國道教史》第250頁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；卿希泰主編《中國道教史》第二卷第445頁，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版。
(5、6) 見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一卷第323頁。

(7)見盧國龍《道教哲學第197頁，華夏出版社1997年10月版。
(8)見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一卷第351頁。

(9、10)見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一卷第346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