返樸歸真，這是道家、道教在日常生活中始終遵循的基本準則。對此，《老子》一書中直接談論這個問題的章句就有八處，如曰：“敦 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。”“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”“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爲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爲器，聖人用之則爲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”“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。”“故聖人云：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”在這裏，“樸”不僅是侯王百姓皆應遵循的生活信條，亦是構成天地萬物的基本原素，故返樸歸真之途就是道家、道教的真常之道。

 

        其後，秦漢之際的黃老道家繼承老莊效法自然，返樸歸真的思想，並受神仙家的影響，把這種樸素自然的思想加以發展，逐漸演化爲追求長生的神仙學。早期道教就是以這些思想爲指導的，用於傳教與自我的修養。如《太平經》說：“凡愚之術，皆以內出，自有法律，厚爲本根，見神而活，亦無苦愁，神惡勞烈，安心定意，慎無暴卒。久久自靜，萬道俱出，長存不死，與天相畢。……守靜不止不喪，幸可長命而久行。”就是從長生之道出發談認識活動，主張內心安定清靜，除去欲念，達到與道爲一的境界。
 
         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和《老子想爾注》中，亦對於返樸歸真之說大加闡發。《老子河上公章句》認爲立身處世都應“守真道”，質樸無飾，真而不僞。其中說：“聖人學治身，守真道也。”“以道德教民，使質樸不詐僞。”《老子想爾注》進一步發展了這些思想，指出道本身就是“質樸”、“絕巧”的：“樸，道之本也。人行道歸樸，與道合。”這種守真道的說法是顯然與《太平經》反復強調的“真道”有相同之處，即堅持“真道”，反對“邪道”、“僞道”。
 
        東漢魏伯陽亦十分倡導返樸歸真，他認爲人是由陰陽二氣相交感而生，因此煉養的關鍵在於煉氣。煉氣的方法在於無欲無思，清靜無爲，耳目口三寶閉合，委志虛無，無念爲常。這就是老子所說的“塞兌閉門，滌除玄覽”。如果做到了這樣，那麽就能骨節堅強、排卻衆邪，使得人體中的真氣“淫淫若春澤，液液象解水”，並能從頭至足周身往來無極，最後達到結成金丹，形體長存。這種靜功無疑是在返樸歸真的基礎上形成的。所以他自己說：“會稽鄙夫，幽谷朽生，挾懷樸素，不染權榮。”(見《周易參同契》)
 
        晉代道教理論家葛洪，自號“抱樸子”，著《抱樸子內篇》，弘揚神仙道教的思想。他認爲神仙實有，長生能致，仙人可學，然而要達到這一點，就必須修煉致道，關鍵在於意志，不在於富貴。他指出：“學仙之法，欲得恬愉淡泊，滌除嗜欲，內視反聽，屍視無心。”(見《抱樸子內篇•說仙》)也就是要求人們恬淡自守，清心寡欲，抱樸歸真。
 
        晉代還有一位道家學者嵇康，少時即有俊才，曠邁不群，高亮任性，不修名譽，寬簡而有大量。他博洽多聞，好老、莊之業，恬靜無欲，性好服食，常禦上藥。又善彈琴詠詩，自足於懷抱之中。他認爲：“神仙者，稟之自然，非積學所致。至於導養得理，以盡性命，若安期、彭祖之倫，可以善求而得也。”又知“自厚者所以傷其所生，其求益者必失其性。”(見嵇康《養生論》)於是他超然獨達，放任於世。後嵇康居於河內山陽縣，清心靜神，與他交遊者不見他有喜怒之色，追求著一種平靜簡樸的生活，正如他在一首《幽憤詩》中說：“托好老莊，賤物貴身，志在守樸，養素全真。”
 
        隋唐時期，雅慕素樸生活的道士很多。隋煬帝時，在今山東省郯城北有一道士名叫徐則，整日沈靜寡欲，常懷惻隱之志，入縉雲山修道。其真情感動了太極徐真人，下傳給他秘旨，遂結廬於天臺山辟穀養氣，唯以松子和清水爲食。唐代道士潘師正隱居於嵩山雙泉頂二十多年，清靜、寡欲，飲食唯以青松澗水而已。成玄英進一步發揮老子“玄之又玄”的思想，要求廣大道教信徒超然物外，從根本上忘掉違順、毀譽、榮辱、高下、物我、利害、貴賤、禍福、壽夭等的存在，提倡無欲、無爲的靜養。成玄英說：“樸，道也。”並稱“道”爲真常之道。道經宣稱，“樸”和“真”都是道之性。修道就在於使人的心性歸返根本，合於道性，達到“體和神清，虛夷忘身，乃合至精，此所謂返我之宗，複與道同”
 
        又有司馬承禎，把修仙的過程分爲五道“漸門”，即：齋戒(澡身虛心)、安處(深居靜室)、存想(收心複性)、坐忘(遺形忘我)、神解(萬法通神)，總稱爲“神仙之道，五歸一門”。又以敬信、斷緣、收心、簡事、真觀、泰定、得道爲修道的七個階段。綜合其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：一是修煉形體，即飲食要得當，居處要適宜，勞逸應結合；二是養性修心，首先信教必須虔誠，不能有任何懷疑；三是要棄事無爲，不參與任何世欲的事務，稱爲“斷緣”或“安處”；四是要安於道徒生活，安分守己，不多取，不多求，稱之爲“簡事”；五是忘掉外物，不被外物所迷惑，才是道教的“真觀”；六是修煉，“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”，而物我兩忘，便接近於道了，叫做“泰定”或“坐忘”；七是得道，得道後便成爲無所不能、無所不解的神仙，這就是“神解”。(見《坐忘論•泰定》)
 
        後來吳筠將這種思想進一步發揮，認爲“遠於仙道者”有七，“近於仙道者”亦有七；即其一爲虛情寡欲，以無爲爲事；其二爲知榮華爲浪寄，忽之勿顧，知聲色能伐性，損之而不取，剪陰賊，樹陰德，處林嶺之中，以修清真；其三爲奉上以忠，臨下以義，對己薄，對人厚，仁慈恭和，宏施博愛，潛行密修，好生惡死；其四爲樂貧甘賤，爵之不從，祿之不受，以方外爲尚，以攝生爲務；其五爲能夠靜以安身，和以保神，精以致真；其六爲能追悔既往，洗心自新，以功補過，以正易邪，和以保神，車感不能移其操，喧嘩不能亂其性，惟精惟微，積以誠著；其七爲至忠至孝至貞至廉，不待修學而自行。採取“七近”，避免“七遠”，最終能夠走上成仙之道。(見吳筠《玄綱論•性情章》)的境界。
 
        至杜光庭，將“返樸歸真”運用得更爲廣泛，他博采衆書，發揮玄旨，認爲《道德真經》“以自然爲體，道德爲用。修之者，於國則無事無爲，自致太平；於身則抱一守中，自登道果；得之者，排空駕景，久視長生。”(見《道德真經廣聖義》卷五)他以道爲本，納儒入道，稱老子的“絕聖棄智”並非絕仁、義、禮、智，而是在於抑制狡詐，欲使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見素抱樸，混合於太和”，體道複之，自臻于忠孝。
 
        宋元時期，由於社會和歷史的原因，道教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派別——全真道。該派一向以“正心誠意，少私寡欲”、“清靜無爲”爲宗旨，以“識心見性”爲全真，以“制心無爲”爲修持方法，提倡“除情去俗，忍恥含垢，苦己利人”的樸素生活。如全真祖師王重陽深居簡陋，在南時村築“活死人墓”，于內苦修三年。其弟子馬丹陽修道，安貧慈下，不接人一錢，不用人一物，安心定性則清虛淡泊，接人導物則慈愛愷悌。另一弟子譚處端曾坐於沃州橋下，終日不語，人饋則食，不饋則已，河水泛濫亦不移，如此者六年，族屬親戚來看望，皆不答，有所贈亦皆不受，艱苦樸素，清靜無爲，修身養性。弟子丘處機西入  溪(今陝西省寶雞市虢鎮附近)穴居，隱修六年，後遷隱隴州龍門洞潛修七年，每行則一蓑一笠，居則脅未沾度，日乞一食，寒暑不異，苦苦實踐著祖師倡導的全真精神。又有全真道士長筌子發揮道德重玄之旨，倡導清靜無爲，治世修身，認爲無物無爲是萬物之本，不視不聽是謂太玄，養其真火，固其真水，則可以長生；主張以抱元守一，清靜寡欲，返樸歸真，全真保身爲宗。所謂“學不所執，法求大通，廣積德行，則外施於方便；深做修煉，則內運於神功，善處無爲不二，能尋有道參同。”(見長筌子《洞淵集》卷四)
 
        明清道士承祖上之玄風，仍以清靜無爲宗，以素樸歸真爲本。明代著名道士趙宜真即主張“正性法身”，以無爲爲采煉之要，以忘字爲訣，以粉碎虛空爲究竟。後又有全真道士劉淵然，即因清靜自守、恬淡素樸爲各朝所禮重。清代全真道士王常月強調要歸依三寶，懺悔罪業，斷除障礙，定民守意，清心靜身。他認爲，欲修仙道，先修人道，人道不修，仙道遠矣。所以他創立三壇大戒，在北京白雲觀公開演說，要求廣大教徒奉道持戒，明心見性，而明心見性，須從持戒降心及日常生活中去樸實用功，可見“返樸歸真”乃是持戒之基礎。如《女真九戒》之第五戒要求；衣具質素，不事華飾。《中極戒》之第三十八戒要求：不得羡慕富貴，希圖逸樂；第四十四戒要求：不得貪著滋味；第七十戒要求：不得擇美食；第一百八十三戒要求：不得榮飾衣服華麗；第二百九十戒要求：當念居山林幽靜，精思至道。由此而觀，恬淡自守、返樸歸真的生活方式，一直是廣大道徒的生活信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