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談談「太上」。所謂的「太上」乃是「無極」，凡有形體之最高者即稱之為「太上」，所以我們稱道祖為「太上玄元皇帝」，就是尊稱祂為最高者的意思。一般我們所謂的「太上」，就是指最好的東西，而「玄元」這個詞乃是根據《道德》裏「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」一語而來。

        「太上」既然是最高者的稱謂，那麼就一個國家而言，「太上」也可以說是「一國之君 」。一個國君如果能夠以道治國，無為而治，就不需要設立各種政府機關來統治管理百姓。因此，表面上雖然有國君政府存在，但是實際上卻無管理統治之實。例如上古堯帝在位的時候，以道治國，無為而治，故鄉野老人高聲唱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？」人民皆能順應自然而行，不會受到政府的干擾，這就是無為的最高表現。

 

        堯帝以後之君王就不再是無為而治了，他們所實行都是「有為之治」，然而其中卻有親之、譽之、畏之、侮之等層次的區別。例如上古的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等人實行「德治 」，他們特別提倡「仁德」，希望以「德」來感化人民，獎勵人民，使人民能夠心悅誠服地努力向善，讓社會充滿祥和的氣氛，此乃老子所謂的「親之、譽之」，這是比較高的層次。但是如果「以德化人」方式行不通時，國君就會進一步地制定「禮儀」，以及訂立「法律」來教導百姓，約束百姓，如此一來將使得人民只是因為害怕處罰而不得不遵循法律，卻不能使人們由衷地向善，所以這又比「親之、譽之」等而下之。更有甚者，在上位的人利用權威來嚇阻人民，侮辱人民，使人民憚於強權威勢而不敢作惡，這又是更低的層次了。

 

        因此政治的最高境界就在於「無為之治」，唯有「無為」才能夠順著道的規律而行，使人民都能順其本性而趨向良善，不必特別設立官府來管理人民，處罰人民。如此一來，人人皆能得其本性而安居樂業，國家社會必能安泰祥和。

 

        「無為之治」既然是政治的最高境界，那麼做國君的要如何實踐才能夠達到這樣的境界 ，這又是另一個問題。老子說：「信不足焉，有不信焉」，在上位者必須能夠以信服人，百姓才會全然地信任政府而遵循社會規範，不會隨便為非作歹。如果在上位的人不能夠被百姓所信任，那是因為在上位者先有不信於民的事，所以百姓才會不服而不信任之，如此一來，上下皆不能彼此信任，整個國家就會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。因此，在上位者若能取信於民，則不需要威權刑罰自然就能夠獲得百姓的尊敬。「言行一致」是非常重要的，老子說：「悠兮，其貴言」，在上位者對於自身的言行舉止要特別注意，務必做到言行一致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那麼百姓受到國君言行的感召，自然就會起而仿效，人人言行一致，則天下就沒有無謂的糾紛發生。在上位者若能具備這樣的德行，以信服人，則自然能夠「居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」，這就是政治的最高境界了。

 

        「功成事遂，百姓皆謂我自然」，在上位者因其無為而治，所以當教化之事成功之後，並沒有功勞可居，因此百姓皆不知國君之德，而皆以為是我自性如此。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自然能夠避免元神受到干擾，而堅定自己的心性。所謂「堅定自己的心性」即是順應自然之性，使七情三識不能施其智，時刻保持心靈的寂靜，歸根復命。唯有堅定自己的心性，才能夠明辨世間的是非善惡，否則就算是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德也很容易被利用，而成為假的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，甚至變成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。因此人必須守住自我的心性，使其明淨澄澈，不受外界的干擾，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五德方能有用。所謂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」，人也要守住「一」，也就是「道」，才能夠具有明淨澄澈的處世智慧。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摘錄於    性與命雜誌    第六期    <1997.07>